“四无五失”人员这一群体的形成，其根本原因涉及多个方面，包括经济、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

经济因素：
就业困难：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部分人群可能因技能不匹配、年龄偏大等原因面临就业困难，导致无工作或稳定收入。
经济压力：生活成本上升、房价高涨等因素使得一些人难以负担基本生活需求，进而陷入经济困境。

社会因素：
家庭变故：家庭破裂、亲人去世等变故可能导致个体失去社会支持和精神寄托，进而陷入“四无五失”的境地。
社会孤立：社交圈子的缩小、人际关系的疏远使得一些人难以融入社会，缺乏归属感和支持网络。

心理因素：
心理失衡：面对生活压力、挫折和失败，一些人可能无法及时调整心态，产生消极情绪和心理问题，进而影响到工作和生活。
精神异常：部分人群可能因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导致无法正常沟通交流，甚至产生攻击性行为。

个人因素：
缺乏规划：一些人可能因缺乏明确的人生规划和目标，导致在生活和工作中迷失方向，陷入困境。
能力不足：技能水平、教育程度等因素的限制使得一些人难以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进而失去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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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危险的不是四无五失人群》
维舟 书评人 2024-11-15 06:22 上海
 
在可怕的无差别攻击事件发生后，“四无五失”人群开始成为重点关注对象，不少地方的社区日前正紧急排查这一类人员。

所谓“四无”是指：无配偶无孩子；无工作无稳定收入；无法正常交流沟通；无房子车子等固定资产。“五失”则指：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关系失和和精神失常。

看到新名词，难免自动对号入座。我有朋友开玩笑说：“除了暂时还没精神失常，全中。”还有人自嘲：“三四年前还是成功人士，现在不但是loser，还成了四无五失人员。”

我看来也至少满足两条：无工作无稳定收入、生活失意（至少旁人看来），之所以没有“投资失败”，只是因为没什么可投资而已。之前社区也有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失业后有没有再就业，我也老实回答：“有。但现在又失业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说：“好，你有变动要及时更新。”

为什么这些人会被视为潜在的危险？这背后隐约可见的治理逻辑是：如果一个社会人员面临各种挫败（“五失”），再加上没有软肋（“四无”），无所顾忌，就可能不知干出什么事来。

也就是说，你是否被视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取决于你能否精神正常并获得一系列“准入装备”（而没有这些装备，就很难精神正常）。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长逼婚催生，因为那是“标配”——只要获得标配，你就隐身了，安全了，没人重点关注“正常人”，否则你不止是“非主流”，现在甚至显得危险，难免有人觉得：“为什么你有点不正常？”

这意味着，达不到“正常人”标准不仅无法充分享受权利，还可能遭受排斥，而这很有可能加剧当事人的困境。因为排查的过程就暴露了你被视为异类，是一种羞辱。

一位大学辅导员曾跟我抱怨，自己做了好久的心理工作才好不容易让几个抑郁的学生情绪平和，结果那会因为有人抑郁跳楼，一排查可好，抑郁的就更抑郁了，“净帮倒忙了！”
 
如果方向错误，排查再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谁说无儿无女、无业、无资产就一定会充满戾气？只要你想开了，卸下这些包袱，反倒也轻松自在了，还有什么怨恨？有那力气，还不如自己去吃顿好的。

之前的四年里，我经历了三次失业，我本人对此很坦荡，倒是有些亲友问起时似乎多多少少觉得我这样有点“可怜”，是不是过得不好。当然，经济上难免受影响，但压力也减轻了，倒是更能自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我没觉得这样“不好”。

有朋友跟我说，他喜欢坐车时和司机搭讪闲聊，发现一个有趣的差异：“出租车司机一般是骂网约车、担忧无人驾驶普及、抱怨交警钓鱼执法，想法会更偏向底层互害；网约车的年轻司机怨气普遍少点，可能因为没家庭压力会更松弛，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反而挺享受这份职业自由的状态。”

确实，我们这个社会的戾气，与其说是来自“生活挫败”本身，倒不如说是来自“想成功而不可得的挫败”。那些想通了这一点，放弃寻求成功而躺平的年轻人，倒也少了养家糊口的焦虑，心态上是更为平和了。

即便一个人满足“四无五失”的全部特征，也未必就会去无差别杀人。实际上，大部分这样的人都很善良胆小，因为往往正是因为这种内在品质，他们才没能在我们这个丛林社会的残酷生存竞争中胜出，滑向了社会边缘，但更多时候，他们安于边缘，只要没被逼得连边缘都不得安宁。

绝大部分中国人其实特别能忍。“四失五无”又怎样？还不都是自己默默消化情绪？哪怕无法消化情绪，陷入抑郁，到“精神失常”这一步也就是极限了，更激烈一点的恐怕更有可能选择自杀而非杀人，因为这些人最擅长的是对内攻击，而非对外攻击。
 
要说起来，最近一年里多起这类无差别攻击事件的凶手，倒是都有一个人口统计学特征：50岁上下的老男人。那是为什么？仅仅只是巧合吗？

这类人通常可不属于“非主流”群体，倒更有可能是“基本盘”，但正因此，他们更难以接受现实生活中的挫败。他们之所以报复社会，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困境是由什么造成的，也不知道能有什么渠道可以寻求解决，简言之，他们愤恨这个“社会”没能满足自己的伦理期待。

人类学家卢蕙馨（Margery Wolf）曾有一个洞察：“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

人总是要为自己的不幸找到某个原因，但不同人的归因可以相去甚远，有的人会想“为什么”（why），但有的人在面对个人不幸时恐怕也是找寻找一个人格化身（who）：“谁？谁造成了我当下生活如此困顿不堪？”

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不难找到责任人的，毕竟在小农社会的环境底下，来来去去就是那么几个人，几乎你的所有不幸都可以清晰地追溯到是哪些与你有新仇旧恨的人；然而到了一个复杂如迷宫般的现代社会，如果不具备抽象的思维能力，一个人很容易迷失，他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虽然明知道自己处境不好，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不知道该归罪于谁。

当然，本来还有一个现成的责任人：自己。然而，最抗拒自我审视、自我反省的，恐怕就是老男人了。之所以这类人很少会抑郁低落、精神失常，恐怕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更习惯于对外释放攻击性。当他们把所有不满、不幸都归因于外界，想要找到一个人格化的负责人又找不到时，报复社会的心态就产生了。

仅仅根据外部特征摸排“四无五失”人群，是难以锁定这些潜在行凶者的，对现实生活的挫败，人们也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应对之道，但不论如何，他们想得到的是帮助而非干预，然而，当下的治理逻辑在意的不是你需要什么帮助，而是你无论如何不能危害社会。

真正治本的因应之道，是建立一个由自治的个体组成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其中，人们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可以有渠道和机构求助并解决，也清楚要为自己的选择自行承担责任、又究竟该承担多大责任。这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我们的社会才多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