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全球化的新舵手——中国
我对马丁·沃尔夫的关注，是从2010年左右阅读英国的《金融时报》开始的。马丁·沃尔夫是这份极具威望的财经媒体的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和4位英国国王、8位其他国家国王、6任英国首相以及知名媒体人《经济学人》总编辑詹尼·明顿·贝多斯、政治家昂山素季一样，他在牛津大学就读PPE专业（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的特性，正如英国精英社会的特点一样，讲求的是培养今天打理监狱、明天掌管经济、后天在外交圈谈笑风生的全才政治家。而马丁·沃尔夫似乎对跳来跳去的生涯不感兴趣，1981年离开世界银行后不久，他就加入英国《金融时报》，此后一直对老东家《金融时报》、对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概念一往情深、忠心耿耿。怀念不如相见，和沃尔夫先生神交已久的我，终于在2016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见到了他。
在这场有将近50位部级领导出席、国内外学界大咖云集的思想盛会上，马丁·沃尔夫牢牢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在学者官员们讨论中国债务问题的时候。2016年3月，全球两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普先后将中国的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下调的首要原因，就在于债务上升。中国债务风险是否可控的讨论已经持续数年。与会人员中有人提出，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不严重，从全球来看处于整体偏下的水平，主要是结构性问题，并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话音刚落，马丁·沃尔夫就予以回应：危机爆发前每个人都认为“这次不一样”，但危机往往是在忽视中爆发的。他给出了对中国的金融状况有所担忧的两大理由：一是金融体系在短期内创造了条件，使得银行短期信贷大幅增加，而长期可能出现恐慌；二是银行业风险集中，一旦出现问题，将无人幸免。马丁·沃尔夫的回应，让身在现场的我印象极其深刻——在这种郑重、官方的大论坛上，嘉宾们当面交锋、针锋相对的场景可不常见。
显然，马丁·沃尔夫是一个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有底气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扎实的学术功底，对全球市场数十年的研究和积累，给了他充分的底气。1946年，马丁·沃尔夫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位剧作家，在二战前，其家族从维也纳搬到伦敦。而他母亲的家族却没有那么幸运。二战大屠杀期间，他的母亲先后失去了将近30位亲属。这些发生在他出生之前的惨剧，却在冥冥之中影响、决定了沃尔夫的职业选择。他对极端政治极其警惕，并坚信经济上的错误政策是二战爆发的根源之一。
他在牛津大学的基督圣体学院完成本科学业，主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而后又继续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相较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攻读博士学位，沃尔夫更愿意将他的精力投入实务界。他职业的起点，是在世界银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正是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经历，将他彻底推向了经济自由主义。彼时，世界银行开始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投放贷款。这种人为的政策干预，将不少国家拖入债务危机。由于对政府的“宏观调节”深感质疑，同时也深受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学者的影响，沃尔夫成为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者。沃尔夫在1996年升任《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在《金融时报》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平台上，沃尔夫屡屡为贸易全球化、市场自由化呐喊发声，更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2004年，沃尔夫出版《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阿温德·潘纳加里亚评价为：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做出了“最为优雅而又热情洋溢的捍卫”。
然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沃尔夫的思想再一次发生了转变。这场发端于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动摇了他对自由市场的绝对信任。在他随后发表的诸多文章与言论中，沃尔夫似乎又开始重新反思并回归到他最初接受经济学启蒙时接触到的流派——凯恩斯主义。在一系列关于金融危机的评论与报道中，沃尔夫着力倡导政府主导的“救市政策”，而不再固守自由市场的传统理论。沃尔夫在学术界与业界的成就，为他赢得诸多声誉。他被公认为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宏观经济评论人之一，跻身《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全球最重要的100位思想家之列。由于他对财经新闻做出的杰出贡献，沃尔夫于2000年荣获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他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客座研究员，并被授予剑桥大学圣体学院和牛津经济政策研究院（Oxonia）荣誉院士称号，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特约教授。自1999年和2006年以来，他分别担任达沃斯每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评委和国际传媒委员会的成员。2006年7月，他获诺丁汉大学文学博士荣誉学位；在同年12月，他又荣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科学（经济）博士荣誉教授称号。
在这个全球市场变化莫测的时代，对全球化、中国模式以及令人忧心的债务危机的解读，恐怕找不到比沃尔夫更合适的人了。

重视反全球化的可能性
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强调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你怎样看待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全球化浪潮？
答：在过去200年的时间里，人类社会出现了两次全球化，第一次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出现在最近30年。第一次全球化因为战争和经济大萧条而全面崩塌，第二次全球化则面临着经济危机和区域矛盾所带来的严重威胁。第二次全球化所造成的财富迁移、移民等问题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强烈抵制。在我看来，目前全球自由化受到了一些挫折，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抬头。但是在贸易领域的反全球化趋势还没有完全显现，风暴正在酝酿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可以从2000年以来的美国政策中看出一些反全球化的端倪；第二，特朗普当选总统更加证明了美国反全球化的倾向加剧；第三，特朗普成为总统意味着美国会更多地实施反移民措施。美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如果它实施保护主义政策，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较大影响，给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带来不确定性。美国如果采取经济封闭政策，就会减少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国经济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问：现在和特朗普上台相提并论的另一件大事，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也被视作一大逆全球化事件。在你看来，英国脱欧到底会给全球化带来什么影响？
答：英国脱欧对全球化的影响没有那么重要。欧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英国脱欧会减少其与欧盟的经济贸易，但是英国仍然鼓励自由贸易，所以英国在经济上仍然会继续保持开放的姿态。人们在讨论反全球化的议题时经常会以英国脱欧来举例，但事实上英国脱欧和反全球化之间并没有很大关联，英国脱欧是由欧盟的法律法规引起的。英国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几千年来，英国一直是支持和鼓励自由贸易的，这种精神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我们再来看美国。19世纪中期，在第一次全球化开始时，美国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十分庞大的国家，接纳了大规模的移民，那时美国的政策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是异类。美国共和党当时想要组建一个自由贸易平台，没有中央银行，反对法律法规，但他们保护国家政策，保护政党，从而保护产业的发展。可以说，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共和党人的精神，他对产业进行了保护，其政策也是经济国家主义的一种体现。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中国在历史上也有相似的做法，但是英国却没有。这是因为英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其本身就是贸易的产物，传统上也是一个贸易国家，所以英国不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问：那你觉得英国脱欧算得上是“黑天鹅”事件吗？
答：我认为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不是“黑天鹅”事件，而是小概率事件。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如此多的小概率事件同时发生是非同寻常的。其根本原因是经济危机使得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政治上开始失去效能，人们对国家经济、法律、制度、机构的信心的丧失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治体系被颠覆。当这些体系变得十分脆弱时，改变就有可能会发生。例如，1914——1945年，整个世界都在经历重大变革，美国在二战后树立了大国形象，积极影响其他国家，然而那个时代已经终结。政治变革是跳跃式的，压力就像火山一样，堆积之后就会彻底爆发。这正是英国脱欧的情形，那不是“黑天鹅”，而是火山爆发。事实上，当前火山爆发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的阶段与一战、二战之间的阶段非常类似，全球政治经济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又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

问：你觉得，现在这种反全球化浪潮出现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答：反全球化浪潮的出现是因为各国没有达成有效共识，所以未来不同国家之间很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争，这将会使经济全球化严重受挫。但是，反观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可以发现，各国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共识。在我看来，当前全球化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将全球贸易利益进行合理分配。我们没能帮助人们去适应全球化的贸易规则，使得人们错误地归咎于全球化带来的外来人口。同时，经济危机又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这使得一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合法性开始发生转变，所以美国人民会选择特朗普当总统。

问：美国这种全球化的先锋国家向右转，会不会反而留给中国更多的机会？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什么角色？
答：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以美国市场不再像以前那样开放，这样一来，中国市场在全球的影响力就会逐渐提升。因此，中国的贸易战略将会变得格外重要。预计在15～20年以后，中国市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中国的贸易政策也将成为全球化的主导。可以说，中国将引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

寻路中国
问：似乎有种共识，中国能否引领全球化，关键还在自身的经济能否保持强劲增长。你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答：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本质上看与日本、韩国有相似之处。但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相比，又有其特殊之处，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体量都很大，所以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更大。目前，中国仍处于发展初期，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过早出现萎缩。中国有很高的GDP、巨量的投资和储蓄，但是中国过早地到达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会面临GDP下降的问题，所以中国需要在经济转型中寻找新的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经济转型需要同时做很多方面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更多地依靠国内创新，而不是技术进口。同时，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创新需要覆盖足够广泛的地区。中国的储蓄率是全球最高的，储蓄已经达到GDP的50%，但是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且快速增长的产业都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十分巨大，对金融投资的需求在下降。与2007年相比，中国的投资数额有了显著提高，但是GDP的增长速度却在放缓，所以投资率会降低。预计10年以后，中国的投资大约会占到GDP的35%，这将会带来负的需求冲击。为应对这种情况的发生，中国应当努力将资本从储蓄转化为消费。在我看来，中国大约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经济转型。我非常担心中国在10年以后可能会面临与日本一样的问题，即债务太多、消费太少。

问：在你看来，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面临哪些关键问题？
答：中国在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是一项惊人的纪录。强势高效的政府、庞大勤劳的人口、不断快速提升的教育素质、强大的技术能力、快速增长的创业企业以及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这些都是中国的资产。然而，中国也是一个极度不平衡的经济体，特别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仍偏低，债务占GDP比重飙升，投资回报率迅速下降。此外，中国的经济制度在很多方面仍不成熟。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新常态”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稳定增长，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能够成功跨越，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100年内实现从赤贫到高收入的国家。中国经济再平衡至少还需要10年。一方面，如果改革出现停滞，中国经济的增长将难以持续，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目前来看，中国发生严重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较高的债务水平从长期看可能会制约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再平衡和改革推进得太快，投资存在断崖式下跌的风险，有可能导致经济大幅衰退，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复杂灵活的顶层政策。

问：中国目前正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到国企改革以及金融改革，你有什么观察？改革面临的障碍有哪些？
答：我不认为自己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有着充分的了解。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尽管当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毫无疑问，这项任务挑战非常大。在我的印象中，与过去过度投资所导致的过剩产能的规模相比，中国去产能计划的规模比较小。对过剩产能的投资在近几年仍是中国保持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同样，信贷扩张也一直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自2007年以来，一些国家的非金融私营部门出现了去杠杆化，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不过，政府债务的增加远远大于私人部门总债务的下降。在许多国家，危机过后混合使用金融抑制、货币化、通胀和债务重组等手段似乎是没有悬念的事情。总的来说，去杠杆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此，从本质上看，当前去产能和去杠杆政策只是缓解了一些症状，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

问：要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到底该怎么办？中国要平稳实现你所说的结构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答：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主要需要解决几个问题：投资率远高于其他几个高增长经济体，需求严重依赖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衡量单位投入的产量变化）下降，长期需求疲弱。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投资对增长贡献率）从20世纪90年代末的3.5上升到近些年的7。也就是说，投资对增长的贡献已经减半了。假设资本产出率维持在现有水平，而经济增速下滑到6%，那么，投资占GDP的比重应该降低10个百分点左右。如果投资快速下降，需求也将下降10个百分点；如果投资保持不变，则会出现债务大量累积和经济资源浪费。所以，关键在于结构调整的速度，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比如，25年，而不是10年内，让投资增长慢于GDP增速，让消费增长逐渐快于GDP增速。考虑到当前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60%且约三分之一的收入会用来储蓄，增加消费的唯一方法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因为降低储蓄率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会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并削弱企业投资能力，如果政策制定者禁不住诱惑要重启信贷驱动的投资引擎，这样做将推迟必要的调整，而且几乎必然会给未来经济带来更大的调整性冲击。

解析中国评级展望下调
问：标普和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穆迪在2016年3月曾将中国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后来在2017年5月，将中国的评级由Aa3下调至A1，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调整评级展望的三个主要理由是：第一，目前及未来财政指标走弱，这体现在政府债务上升，以及政府资产负债表上庞大且不断增加的或有债务；第二，由于资本外流，政府外汇储备缓冲持续下降，凸显了政策、货币与增长风险；第三，鉴于改革面临艰巨挑战，政府为解决经济失衡而实施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这些理由都是有根据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会产生重大影响。我的答案是，中国政府应该不会发生违约。但穆迪所指出的问题也应该注意，中国的金融体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政府最终将承担大量债务。金融抑制以及过多流动性也需要关注。

问：有人认为，标普和穆迪高估了中国当前面临的困难。你认为中国有可能如它们所说的那样出现经济危机或硬着陆吗？

答：评级机构确实没有做到一视同仁。比如，它们对待中国和与中国经济体量差不多的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这是歧视。但是，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有着良好的债务偿付记录，也有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制度以保证其继续偿付债务的承诺相对可信。中国目前明显还达不到这一要求。我认为中国应该接受这种现状。国外评级机构适用于中国的标准只会比对其本国更加严格。中国经济急剧放缓并非完全不可能出现。企业债务不可持续地增长，加上经济依赖投资作为供给与需求的来源，共同造成了中国经济模式的脆弱性。在一个经济体增速放缓时，其内在的不平衡会凸显出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7%以下，占GDP45%的投资很难再具有经济合理性。此外，高比例的投资还带来了债务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滑。自2011年以来，中国新增资本一直是新增产出的唯一来源，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接近于零。而随着投资回报率暴跌，增量资本产出比大幅飙升。社会融资总量与GDP的比例从2008年的120%升至2014年的193%。随着经济放缓以及增长重心从制造业和建筑业转向服务业，私营部门的投资需求必然会萎缩。但投资带来了近一半的需求，在投资增速放缓时，维持总需求水平是巨大的挑战。不过，尽管要避免需求（以及增长）出现意外的大幅放缓非常困难，但政策制定者拥有防止金融危机的工具。只要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与国际金融市场保持紧密联系，以及中国政府仍然是较大的海外净债权人，中国并不会出现太大的危机。当然，如果中国政府打算完全放开金融市场并减少外汇储备，风险将会有所增加。中国过去大规模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出现下降是合情合理的，但这样的变化肯定有一定限度。中国需要展示自信，对评级机构的展望调整保有理解和自信的心态。

终极之问
问：如果中国能够继续保持现有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欧洲等的现有秩序发生冲突。像“修昔底德陷阱” 这一概念，正是用来说明新兴大国和既有大国之间互不信任并最终走向战争的宿命。在你看来，大国之间的冲突是否不可避免？我们的未来会更好吗？
答：美国曾用强大的军事、文化和经济实力，以及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建立起强大的西方国家联盟，而现在筑起篱笆的美国却在远离这些价值观。无论是西方国家内部还是中美关系的摩擦，都将令全球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逐年下降，相反，一个强大、稳定的中国逐步崛起。但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并非可以独立发展，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受到国际秩序和协议带来的压力，这是正常的。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必须遵守国际秩序和协定，若施压者言行不一，中国是不会感到有必要遵守这些规则的。威胁在于西方传统经济发展范式受到挑战，而其中的公民却浑然不知，金融危机仅仅是一个开端。但对于未来，我非常乐观，美国以及西方有能力也终将必须与崛起的中国共处，未来世界将由中国和美国联手领导。

对话手记
和沃尔夫的对话过程中，始终有两个字盘桓在我心头：焦灼。这种对焦灼的感知，可能来自他严肃的表情、习惯性紧皱的眉头；但更多的来自于他谈到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时，言语间流露出的明显的失望。对沃尔夫而言，全球化几乎是他的信仰。在《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一书中，他完全是用传教士般的热忱在为全球化辩护。他一条条驳回对全球化的指控，辨析论证全球化到底是否加剧贫困、恶化不公；跨国公司是否真的只是在牟取暴利、剥削劳工、转移污染；金融自由化到底会不会加大发展中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风险……在他眼中，一系列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根源并不在全球化，而在一系列违背自由市场的壁垒。如果全球化的能量可以得到更充分的释放，会给全世界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福祉改善。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对全球化怀有诚挚理想的人，看到曾经是全球化舵手的美国，在特朗普的带领下反而高筑壁垒、执行一系列反全球化的政策，会是多么失望。以沃尔夫为代表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将全球化浪潮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在中国的官方语境下，中国正在全力拥抱全球化。“一带一路”的大手笔，大批国企与民营资本“走出去”，全球化的投资与产业布局，乃至文化、价值观的大规模输出，中国毫无疑问已是全球化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玩家。但也正像沃尔夫所说，中国自身还面临着一系列经济改革、发展转型的问题。中国能否保持经济增长，与全球化能否成功息息相关。而另一方面，中国民间还充斥着一些对全球化的不满、不解之声。在民族主义高涨的当下，有中国公众动辄诉诸爱国情绪，要求保护民族企业；一味膨胀的民族自豪感，也逐渐演变成对国外文化、思想的排斥。这些言论与思潮，显然也与全球化的语境相去甚远。中国究竟会在全球化浪潮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拭目以待。



米歇尔·渥克：驾驭“灰犀牛”的艺术
“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2017年7月，当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句话时，立马就与《灰犀牛》一书的作者——米歇尔·渥克进行了一场长达40分钟的Skype通话，第一句就是：米歇尔，你的“灰犀牛”要火了！那时，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刚刚召开，《人民日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对于广大市场从业人士而言，这些文章无疑暗含着官方意志，是政策改革的重要风向标。而开头那句话，就出自第二篇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果不其然，一时间，几乎所有主流媒体乃至自媒体，都在谈论“灰犀牛”：“灰犀牛”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国的“灰犀牛”？如何应对“灰犀牛”？……毫不意外，《灰犀牛》一书也随之热卖，很快成为中国最畅销的英译书籍之一，并被贴上“一本塑造中国未来规划与政策的书”的标签。“你觉得《灰犀牛》在中国的火爆，属于‘黑天鹅’还是‘灰犀牛’？”在电话会议中，我问渥克。她哈哈大笑。“当然都不是。大卖是好事，不是风险。”不过，她又在这两个比喻间琢磨了一会。“一定要用这两个比喻的话，我觉得是‘灰犀牛’，我还是有信心，这本书会受到中国读者的喜欢，这是大概率事件。”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这就是由渥克创造的“灰犀牛”的概念。与“黑天鹅”的比喻正好相对，黑天鹅专指小概率却影响巨大的事。而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看似目标巨大、反应笨拙，但一旦向你狂奔起来，你将毫无招架之力。这一巧妙、生动的比喻，最早由渥克在2013年的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而后她慢慢丰富理论，最终在2016年出版了她的专著：《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在这本书中，渥克提出人们面对“灰犀牛”的五个阶段：首先是否认，否认存在危险或刻意弱化其危险性；接着混日子，意识到危险存在后，采取拖延战术，把问题留给未来；到了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争吵，因为不确定到底应该做些什么，于是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相互指责、推诿责任；第四个阶段是惊恐，发现“灰犀牛”真的要发动攻击了；最后，要么行动，要么崩溃——但这些行动偶尔发生在“灰犀牛”发动攻击之前，大多数时候都在其后。渥克在书中强调，“灰犀牛”并不会突然出现，而总有一系列的警告和征兆。无论是苏联的衰败和分裂、数码技术对传统媒体的颠覆，还是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集中爆发——这些“灰犀牛”在到来前，都有明显征兆。识别这些风险，防患于未然，对危机进行预管理，是领导者和决策者们的必修课。渥克在书中给出她关于应对“灰犀牛”的建议，这背后是她在政策制定、危机管理领域多年的探索与积累。1969年，渥克出生在美国堪萨斯一个移民家庭。父亲一方来自东欧，母亲一方则来自比利时。因为家庭复杂的移民史，渥克很早便有了同龄人所不具备的“国际视野”，也一直对移民议题非常感兴趣。她经常在欧洲的亲戚家度过她的寒暑假。因为母亲的家人住在布鲁塞尔的弗拉芒地区，这让她对语言政策和政治，以及各种文化冲突着迷，甚至将此作为大学专业。大学某一年暑假，她获得一份奖学金前往加勒比海上的海地岛，对这个小岛上的两个国家——曾被法国统治的海地与曾被西班牙殖民的多米尼加——之间的张力与冲突做田野观察。这段扎实的调研，让她写就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公鸡为何争斗：多米尼加，海地，与对海地岛的争夺》（Why the Cocks Fight：Dominicans, Haitians, and the Struggle for Hispaniola）。同样与这段经历有关，渥克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继续深造，获得硕士学位。而后，她在道琼斯通讯社和《国际金融评论》负责报道新兴市场金融与国际发展的新闻。对金融、经济问题的关注，叠加早年对移民、文化冲突的兴趣，2006年，渥克又出版了第二本书《封锁》（Lockout：Why America Keeps Getting Immigration Wrong When Our Prosperity Depends on Getting It Right）。从这本书开始，渥克的职业生涯也从记者转向了政策研究，并在之后成为世界政策研究所的负责人。因为记者和政策研究者的身份，渥克深度调研过阿根廷的金融问题，也近距离观察过希腊债务危机。正是基于对这两大危机的一手研究采访，渥克写成了《灰犀牛》一书。2015年，渥克创办了一家名为“灰犀牛”的智库，专门为组织、个人提供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将《灰犀牛》一书的理论应用于实践，将那些明显却被忽略的隐患转变成机遇。因为她在新闻报道与政策研究等领域的成就，2007年，渥克获得了古根海姆学者奖，2009年，她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青年领袖”的称号。“其实从我的经历来看，我关注的东西非常广泛，”渥克在向我详细介绍了自己的思想成长路径后总结道，“移民、新兴市场债券、主权债务危机、公民权利、全球经济、女性领导力、人权……都是我作为记者、作家、智库负责人一直在关注的议题。但我最擅长的，就是把这些复杂的议题连接起来，分析这些复杂问题，找到政策和商业的解决方案。”关于中国的“灰犀牛”，关于我们即将面对的这些复杂问题，我也迫不及待想听到渥克的分析与解答。

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问：要躲避危险，首先要做的是发现危险。在野外发现犀牛的能力是长期训练的结果。我们应该如何提升发现“灰犀牛”式危机的能力？
答：常常有人希望我预测市场何时会崩溃，而单单专注于预测本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预测危机是很困难的，而且如果有人发现了危机并事先进行防范，你的预测也不会成真。进行预测的目的应当是界定问题并解决问题，而并非为了预测成真。在实践中，很多时候人们希望能够有效解决问题，但可能最初的解决策略并未奏效，甚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但如果你足够灵活机敏，你总能让自己离解决办法更近一步。不论是从公司角度还是个人角度，这一点都很少有人意识到。相较于尝试解决问题但失败，你更应当害怕什么都不做。

问：“如果不能避免灾难，那么维持现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是你书中的一句话，这是否和你刚刚说的防患于未然、警惕早期风险的核心观点相矛盾？维持现状难道不是坐以待毙吗？
答：维持现状，是一种古老的选择，在无法把事情变得更好时，就坦然面对。听上去似乎和我刚刚说到的观点相矛盾，但我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在很多事例中我们要认清什么值得挽救，什么不值得。我举一个柯达公司的例子，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研发出了数码相机。他们公司内部却决定不量产数码相机，因为他们希望保住自己的主营业务——胶卷。对于公司内部的人来说，“灰犀牛”是失去主营业务，而真正的“灰犀牛”却是不能满足新兴市场的需求和适应科技进步的趋势。有时候你需要决定在面对“灰犀牛”时可以舍弃什么，需要认清自己的能力能否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好的应用。如果无论如何都要被犀牛踩过去，为什么不做出更好的选择呢？

中国的“灰犀牛”是什么？
问：有学者提到，在中国经济中有四头“灰犀牛”：房地产、人民币汇率、金融坏账和资本外流。你认为这些真的是“灰犀牛”吗？中国真正要面对的“灰犀牛”是什么？
答：我认为这四个问题，确实都有可能成为“灰犀牛”。评估“灰犀牛”的标准是它们如何和另一个问题产生联系。这四个问题密切相关。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由于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货币币值不稳定。当前全球都面临这种情况。这表明了货币政策并非完美的政策，它常常会带来很多副作用。美国也是如此，但美国人并不关心这种副作用。如果流动性泡沫产生，人们就能对各种不稳定资产注入流动性。这在短期能够促进经济指标的上升，但在长期却会对那些沉迷其中的人造成巨大损伤，尤以小型投资者为甚。有一件事情十分有趣。在撰写《灰犀牛》一书时，我十分关注对真正的犀牛的保护。中国经济学家提到了犀牛角价格的上涨成了一种投资泡沫，这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助长了犀牛角价格的上升，这进一步推动了犀牛盗猎。在过去的5年间犀牛角并非好的投资选择，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为降低经济运行风险所采取的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投资泡沫，犀牛角投资也算在其中，这对犀牛保护确实有些帮助。我认为中国还有一个西方媒体常常提到的“灰犀牛”，即低效率公司。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很少有人需要。效率问题与可持续问题联系密切。

问：在市场经济下，低效率公司会被自然淘汰，这似乎算不上一个需要担忧的问题？
答：是的。问题就是在中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下，有些低效率公司不会被淘汰。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将这些低效率公司的资产向高效率部门配置。在能源问题上，中国政府已经为可持续能源提供了大量支持。中国在共享经济上成果斐然，这本身就是对资源的高效利用。

人工智能是实体经济的“灰犀牛”
问：你之前在上海的一次活动中曾讲到，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来说就是一只巨大的“灰犀牛”。但有的人却认为这样的说法夸大了人工智能的影响——人工智能远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强大。
答：这要看我们从什么方面理解人工智能的影响了。对我来说是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人在哪些地方能比机器做得更好，能创造更多的价值。在过去的几年间，人工智能取得了很大进步，我并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关于人工智能的争论非常复杂，有人认为机器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就像工业革命夺走工匠们的工作一样。我认为很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会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工作被机器夺走。但人工智能也为一些职业创造了新的机会，但这些职业都需要提前对人进行训练。尽管人工智能也会为人们创造新的工作，但人们对生活的改变依旧怀有抵触心理，所以增加人们的安全感，保证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同时还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经过训练以后，人们就能更得心应手地使用并监控人工智能的工作。那些技能水平更高的人，常常工作很长时间。在中国和美国有些人一周工作60～80小时，他们鲜有时间陪伴家人。人工智能或许能帮助他们减少工作时间。同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市场机制和政策引导。有人认为政府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也有人认为不应当都交给政府，我认为两者应当结合起来。在美国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更为多样化，但过多的争论也可能让我们错过解决问题的时机，无法为继续前行创造条件。多元决策避开“灰犀牛”

问：你在书中提到了雷曼兄弟的破产。你也提到如果该公司变成“雷曼姐妹”公司，结果可能大不相同。那么在你心目中女性是否能比男性更好地避开“灰犀牛”呢？
答：这句话还有一个说法——如果是“雷曼兄弟姐妹”公司，公司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了。这不仅仅是性别问题，更是不同角色构成的决策团队和多元化决策过程的问题，也是面对危机和责任的不同态度的问题。特雷斯·休斯顿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到了男女在决策过程中的不同，女性在决策时能更好地评估风险，也能更好地评估自身表现。你可能在一份报告中看到过，如果团队中有更多的女性成员，团队的工作产出会更好。这项研究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城市中，公司试图增加更多的女性，他们认为一个团队中任何一个性别应至少占40%。一个全是女性的董事会做出的决定和全是男性的董事会做的决定可能没有什么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多样性。多样化的团队能够带来不同的观点，从而平衡风险。如果一个决策团队中全是律师或者工程师，决策就不会特别有效。另一篇研究报告中提到，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决策，每一个不同的决策方法都应当被了解，因为不同的决策方法之间可以实现一种平衡。众口一词对于决策是最危险的，如果整个决策团队的构成太过相似，每个人表述自己意见时只会赞同上一个人的意见而不会进行辩论。

问：那我这个问题，就更直接地指向性别问题。和你提出的“灰犀牛”相对的是“黑天鹅”。在我和《黑天鹅》一书的作者交流时，他认为男性的发展前景相较女性来说并不乐观。作为一位女性作者，你认为性别平等会是一头“灰犀牛”吗？
答：我认为真正的“灰犀牛”是社会和经济体能否正确对待女性的技能和观念所创造的价值。如果不能的话，人力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将会被浪费。我认为当前社会没有对养育子女的价值给予足够重视，很多女性都出去赚钱养家。而女性花在家庭上的时间却被看作是休息时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多样性可以让我们更具生产力，经历的多样性十分重要。合理评估女性在养育小孩时进行的工作则对社会健康发展十分必要。与此同时，男性在家中所做的工作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研究显示，当父母双方都积极参与到家庭工作中的时候，家庭状况最为健康。还有研究显示，父亲参与教育越多，他的女儿在工作环境中表现也越好。所以性别平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男性和女性两者关系的问题。像我刚刚提到的，在给男性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这件事上，人工智能或许能够帮上忙。人工智能让人们的效率更高，从而能省出时间陪伴家人。

终极之问
问：你是达沃斯的世界青年领袖。在2017年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有两个关键词：中国和区块链。这两个关键词被认为是改变人类社会的两个关键力量。你认为中国以及区块链所代表的高科技是否会让人类的未来变得更美好？
答：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它会给高科技垄断性公司增加巨额的收入，当然也会加剧隐私和不平等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也会给商业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收益。中国的角色问题，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话题。全球经济严重依赖新的增长极，也就是中国。面对金融危机，中国把有前瞻性的财政刺激措施和货币供应量结合起来，这种有创意的、有别于西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收获了奇效。你的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中国的全球领导责任也在不断加重。除此之外，可以看到，在全球化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正逐渐担当领导责任。

对话手记
在和渥克的交流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她谈到的多元决策的问题。提升公司的多元化，促进男女平等、种族平等，保障身体障碍人士就业，实现多元包容的就业环境——这样一些口号，乃老生常谈。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女性、少数族裔、身体障碍人士、性少数群体——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歧视排挤，所以从公平角度，要倡导多元包容，要帮助他们平等就业。但渥克的观点，却给了我新的启发。多元包容不仅仅是因为“政治正确”，它能真正帮助我们做出对的决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与决策方式，多元化决策才可能更全面地看待问题、评估风险。而特权地位带来的单一、相似的视角，以及背后的盲目自信，忽视异见，往往就是一些决策者、领导人遇到“灰犀牛”却视而不见的原因。这也让我理解了，关注债务危机、全球经济的渥克，为何如此关注公民权利、女性权利。这些议题背后的逻辑其实一以贯之。然而，多元化的口号容易喊，要落到实处却阻力重重。无论是商业机构还是政府组织，多元参与的基本决策机制尤其重要。但掌握权力的人，却很难让渡出决策权，真正实现多元化的决策参与。接纳异见，也往往比我们想象中要困难。改革总是痛苦的。渥克的研究、呼吁，也因此更为珍贵。面对这个世界不断飞出的“黑天鹅”和时时奔腾而来的“灰犀牛”，我们应直面问题，积极应对，多元决策。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